1967年8月5日,是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夫妇最凶狠的MK体育一次。王光美遭到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但当她瞥见另一侧的刘少奇被挤打得东倒西歪时,对造反派的愤懑和对丈夫的爱怜刹那间一齐涌上心头,她猛然从造反派手中挣脱出来,不顾一些地冲到丈夫身边,紧紧抓住刘少奇的手,死死不放……
少奇的嘱托山西队凝聚力量,气势迅猛向前冲:一定要活下去死后把我的骨灰洒向大海
王光美: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批斗现场:穿旗袍戴“项链”老同志被迫陪斗
王光美: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六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七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母亲遭驱逐重打骨肉分离痛难平
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
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灾难临前少奇乐观又坦然坚信历史是人民写的
王光美: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与少奇的最后一面:拳打脚踢鼻青脸肿批斗场竟成永别
王光美: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六十九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铁窗生活:上厕所受监视洗床单成唯一乐趣
王光美: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山西队凝聚力量,气势迅猛向前冲;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十二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囹圄十二载:雨天多积水夏日如蒸笼少奇是我的信念
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十二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少奇做到了!
王光美: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
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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