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迪

　　上合组织主要是MK体育一个从事欧亚地区本身的合作与发展塔吉克斯坦力克吉尔吉斯斯坦，晋级希望再现，包括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组织。就此而言塔吉克斯坦力克吉尔吉斯斯坦，晋级希望再现，有太多的内部合作需要落实和推动。至于它的联合抗压功能塔吉克斯坦力克吉尔吉斯斯坦，晋级希望再现，除非外部压力到塔吉克斯坦力克吉尔吉斯斯坦，晋级希望再现了一个非做出反应不可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应是、也都会是有理有节、适可而止。

　　6月23日至2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功举行，会议通过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等多份重要文件，被外界评价为“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

　　中亚历来被认为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属性，其影响正如历史所证实的那样，远远超出了本地区。随着上世纪90年代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该地区开启了建立国家交往新系统的进程。地区各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复杂的内部社会政治问题，而这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持地区和平，邻国间有效而顺畅的交流与互动。

　　1996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领导人会晤掀开了本地区历史新篇章。自此，一年一度的五国领导人会晤以“上海五国”的形式载入史册。由此开启的谈判进程不仅形成了新的多边对话形式，事实上，还确立了通过渐进方式处理国际问题的新型地区组织架构。

　　2001年6月14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历史性峰会上，由六国参加的正式国际组织宣告成立。至此，世界政治版图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经济和信息互联互通日益增强的今天，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地区性武装冲突频频发生，冲突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创建真正意义上行之有效的多方合作机制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决定新型地区组织出现的关键因素是这类组织能否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挑战，是否具备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顺应瞬息万变形势并有效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无疑，这也正是时代赋予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

　　在上合组织迎来它的15岁生日之际，辗转于俄罗斯等欧洲多国访问途中的冯绍雷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区域层面上竞争与合作成为新一轮国际博弈的关键领域

　　文汇报：2001年6月14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历史性峰会上，由六国参加的正式国际组织宣告成立。至此，世界政治版图上诞生了新的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过去的15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怎样的调整与变化?

　　冯绍雷：与15年前相比较，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从多个角度来看待15年来上合组织作出的贡献。人们经常说，上海合作组织是早在“9·11”之前就已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为宗旨的区域组织。15年来，上合组织的国际合作反恐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于维系地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对于国际恐怖主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是，在上合组织之外的地区，比如中东北非，恐怖主义不光抱团结伙，甚至出现了“伊斯兰国”这样以政治国家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势力。这说明，反恐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一个更大的背景在于，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总体国际局势已经进入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第二阶段。所谓“第二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美国霸权仍在，但是其影响力削弱。第二，与霸权同时存在的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日益分散化，全球、地区、民族国家各个治理层次上的无政府现象到处弥散。第三，新兴国家虽目前遭逢困难，但长期发展前景依然呈上升势头;在新兴国家和传统工业国家之间，国际权力结构转型的问题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提及，都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第四，作为这一观点的鲜明表征，也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20明确地承担了全球政治经济协调者的角色，传统的协调者———西方工业国G7的作用已大不如前。第五，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特别是作为全球化进程代表者的WTO的作用受到削弱。与之相比，区域层面上的竞争与合作成为新一轮国际博弈的关键领域。

　　作为我国首个参与首创的区域组织，上合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文汇报：上海合作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基因”，切实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使欧亚地区摆脱了零和博弈思想。今天它已成为独一无二的跨文明组织，在其所覆盖地区内最大限度地消除所谓的文明间冲突。从区域组织的特性这一角度来看，上合组织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意义呢?

　　冯绍雷：15年前上合组织刚刚建立时，我曾有幸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以下一段看法：上合组织的建立，不同于其塔吉克斯坦力克吉尔吉斯斯坦，晋级希望再现他区域国际组织，这乃是在不同文明背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体制、不同国家规模背景的国家间的一次区域国际合作。后来，这一段话被刊登在 《世界知识》 杂志上。

　　在我看来，上合组织所在地区与国家，与欧美国家不同，几乎都具有在当前较长时段中推进制度改革的历史阶段特性。内部制度改革会给区域合作带来机会，比如说，管理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合作。但同时，改革成果的“外溢”、改革的不同结果所造成的绩效和发展的差距，也会给处理内外关系带来新挑战，这就要求上合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要具有包容大度的品格。从体制转型这一本身禀赋而言，上合组织内在地要求不同文明间互相尊重，要求在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下的互相理解，要求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国家规模上的互相合作。

　　上合组织的这一特性，与欧美区域合作体制侧重于强调各国之间意识形态和体制同一性、排他性，有着原则上的不同。这一种具有非常不同内涵、强调包容性的区域国际组织，在一开始自然会在组织认同、交往规范、合作成效等各个方面存在不少困难之处。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在新世纪以来历经沧桑的国际国内巨变过程中，如果没有了上合组织在协调沟通意愿、共同应对压力、共享合作成果、开辟合作空间等方面的巨大努力的话，那么本地区的国家将会面临何等的困难与挑战?

　　上海合作组织的宝贵经验是在更大范围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基础

　　文汇报：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赖以成长的渊源是什么?这一渊源与它而后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冯绍雷：与那些已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地区组织，诸如欧盟、阿盟、东盟，包括北约等等相比，上合组织显得远为年轻。但是，上合组织15年来所显示的影响和成就，却远远超出了上合组织所覆盖的地区，并且正在表现出其强劲的潜能。

　　上合组织起源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机制。1996年4月2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在上海共同签署了 《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从此以后，中国与接壤7000多公里的上述四个国家，不仅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了政治边界问题，各方从边境地区撤走了原有的大量军队，一度“陈兵百万”的边塞，变成了中国与欧亚地区友好交流、经贸往来的和平边界;而且，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上述各国加上位于中亚的今年的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于2001年在上海正式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

　　我记得，上海五国机制建立十年后，即上合组织成立五年后的2006年秋天，借着那一年俄罗斯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索契举行的机会，我曾经问普京总统：“您是如何看待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及其内外合作关系的?”普京总统当时就说：“上海合作组织起源于当时我们需要共同解决冷战终结之时的相互边界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彻底解决了我们相互之间的政治边界问题。在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之后，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国内建设和进行和平交往。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条件之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地区能像我们这样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呢?既然，我们连这样困难的问题都能够解决，那么，还有什么目标不能够继续前行，去努力实现呢?”普京这一段话表达了冷战结束以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史所未见的共同政治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平等互惠、互相尊重，共图发展。我觉得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正是基于各国政治精英之间的深刻认知，也与这一地区曾经历过的相近历史有密切关系。

　　记得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

　　当中，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参加国际研讨会，不少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之间通过建立上合组织，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相互之间的政治边界问题，也都表示过不同程度的赞赏和肯定。

　　文汇报:15年来，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元合作蓬勃发展，各国利益和地区利益在不同发展领域实现对接。基于共同的过去和植根于伟大“丝绸之路”的历史，一个命运共同体正在构建之中。可否请您就15年来上合组织的发展进程做一简要的介绍?

　　冯绍雷：经过15年的发展，上合组织早已不止是停留于政治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是成为一个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得到了发展的区域合作组织。从政治角度来看，每年一次国家元首的正式会见，及与此相应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上各成员国之间深入全面交往的完整体制与机制，是其他区域国际组织当中难得一见的。就内部沟通而言，高频率的高层政治交往，解决了大量互信和原本需要更多沟通才可以解决的问题。从外部政治来看，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联合公报对于国际和地区重大事务所发表的看法，其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单个国家的声音。

　　从安全领域来看，2004年创立的反恐安全合作机制和反恐信息中心，包括频繁举行的上合组织范围内的多次军事演习，都表明上合组织军事与安全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从多年以前相继发生“颜色革命”的情况来看，与中东北非地区不少国家及欧亚地区西侧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内部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动荡形势相比较，上合组织地区国家，除极个别外，总的来说，都处于稳定的状态，这使得动荡中的世界还有这么一片相对宁静的地方以堪告慰。

　　从经济合作的视角来看，尽管多边经济合作进程并不十分理想，但是，各成员国为上合组织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在双边领域经济交往中所取得的进展，为今后的推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础。在多边合作领域，也有一些安排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俄罗斯借用哈萨克斯坦的管道，向中国输送能源;近年来中国、俄罗斯与蒙古这一非正式成员国之间的三边合作，正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多条铁路运输通道，首先是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互相合作的基础上，才得以疏通那么多国家之间的关税、交通运输和其他出入境管理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多年未尽的梦想成真。我记得一位交通管理部门资深老专家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专门感谢俄罗斯主管当局为打通一条交通管道所作的贡献。可见，上合组织内部的多边合作还是在切实地发挥着效用的。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上海合作组织的这15年基础，就不会有而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一带一路”的突破性进展。

　　从人文交往领域观察，各国文化、教育、传播、旅游等各个部门，不知其数的基层工作者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感情的增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的一个变化是，成员国人民之间超越物质条件之上的知识、精神和思想交流的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在上海的音乐殿堂上，我们可以聆听到伊朗国家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中国的电视节目中也可以见到对于哈萨克斯坦著名诗人的访谈。而地处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国知识文化界，无论是“内亚史”、还是“敦煌研究”，无论“丝绸之路”、还是“玄奘取经”，似乎正在重新掀起一波对于欧亚大陆深处的灿烂历史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发掘的热潮。而各国的学术精英也有不少有关这一主题的新作，有待我们去译介和交流。

　　文汇报：作为一个国际区域组织，上合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脱离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态势之下，我们能够看到上合组织的哪些重要作用与影响呢?

　　冯绍雷：一个重要国际区域组织的出现，除了有着深刻内部动因之外，不可能没有外部压力的推动。前面所言的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世纪之交那一段时间内逐渐出现的西方国家对这一地区转型中、发展中国家所施加的压力，客观地说，也是上合组织产生的缘由之一。合作抗压不能不认为是当时形势之下的一种必然需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拔高这样的一种态势。从上合组织所奉行的“上海精神”而言，不针对第三者，始终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际局势中抗争的严峻程度，要大大超过新世纪之初。但是我始终觉得，上合组织主要是一个从事欧亚地区本身的合作与发展，包括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组织。就此而言，上合组织有太多的本区域之内的重要事情要做，有太多的内部合作需要落实和推动。至于它的联合抗压功能，除非外部压力到了一个非做出反应不可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应是、也都会是有理有节、适可而止。

　　当今世界不光有来自PPT、PPIT等未来竞争性、排他性区域体制的巨大压力，而且，欧亚地区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态势的激化，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提出了明确的挑战，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加以回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对于原有的发展格局，这几年来，上合组织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正在做新的构思与规划。

　　文汇报：受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多年来欧亚大陆的发展似乎也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那么，如何实现欧亚大陆整体的提升?

　　冯绍雷：2011年普京总统曾经提出关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并将此作为他的第三任总统任期的对外战略重点，就他的本意而言，是希望把前苏联国家中原有的共同经济联系与共同经济基础重新加以整合，以提升竞争能力。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等方式，不光打通欧亚通道，而且推动欧亚当地经济发展。2014年和2015年这一段时间里，中俄两国元首通过多次会晤与交流，进一步宣布上述两项重大战略实行“对接”。而在今年6月 17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又提出了“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新构想。6月25日中俄两国元首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表示将共同推动这一构想，并责成有关部门提出具体方案。这是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趋势。当然，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等国，还是非正式成员国的印度等国，都提出了各自有关发展欧亚地区合作的构想。

　　很长历史阶段中，欧亚大陆发展存在着“两头高、中间低”的客观现象:大体而言，西欧和东亚具有较好的发展机遇和现实水准，而地处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以前苏联地区国家为主的“欧亚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特别是远离海洋通道，客观上，较少存在发展机遇与空间，这是目前欧亚地区交往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障碍。

　　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帮助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获得发展机遇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会获得新的提升。更何况，地处内陆的欧亚地区也有着足以同我们实现互补的巨大经济与社会潜能。所以，义无返顾地推进与这一地区的合作，是一个刻不容缓，但也需要精心构筑的历史性任务。从建立上合组织，组成欧亚经济联盟，提出“一带一路”，包括各国都已出现的区域性合作构想，一直到“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出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利益和意愿公约数的机遇。

　　上合组织是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文汇报：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构想与中俄两国新近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冯绍雷：上合组织当然是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同时，在新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之下，上海合作组织本身也势必相应地发生重要变化。

　　变化之一，今后若干年内上合组织的扩员将会按程序推进。印度、巴基斯坦在经过各国民主协商之后，可能会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次扩员，将是上合组织建立以来最为关键的一次组织结构的变化，它使得上合组织的利益代表取向更加多样化，既有可能拓展合作的空间，但也必定使得内部合作协调过程面临新的考验。尽管这一变化带来很多不定因素，但从长时段来看，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有着与南亚大国印度加深合作的必要的历史和地缘依据，而印度也有着与中俄深入发展合作的充分理由。当“一带一路”构想在巴基斯坦得到切实推进之际，与印度推进相应的合作，从趋势来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包括目前的非正式成员国伊朗，在“伊核问题”得以解决、制裁解除之后，各国对伊朗的合作意向呼之欲出，上合组织也理当在这一进程中有所作为。

　　变化之二，上合组织将会在“大欧亚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更为开阔的经济政治空间中存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俄罗斯智囊机构对“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范畴已经进行了相当周详的考量。他们所提出的:深化中俄合作;稳固、发展和创新欧亚政治与经济空间;条件成熟时，尽可能地寻找机会与欧洲、与南亚、与东盟合作，看来是这一构想的最基本内容。普京在圣彼得堡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所做的阐述中，特别提到了未来这一伙伴关系的“灵活多样”、“平等协作”，并将以推行自贸区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普京特别提到，他没有看出，“一带一路”等构想和现在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之间有任何的不同之处。在这样的未来新构架之下，是否有可能使如此多样而复杂的“大欧亚”地区真正出现一个有效合作的区域体制?虽然这肯定还有待很长时期的、多方面的艰苦努力，但是，设想如果不从现在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也非常可能使得“大欧亚地区”这样一个内部和外部都具有高度多样化发展的环境缺乏统一协调机制，从而为未来合作带来障碍。

　　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未经市场经济充分开发的欧亚大陆深处的多样化发展，非常可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值得好好珍惜与把握。

　　文汇报：无论是上合组织，还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您对于这一地区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和关切呢?

　　冯绍雷：首先，面向欧亚大陆地区的开放和合作，与面向大洋地区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种开放与合作，将会面临更加复杂艰难的挑战。市场体制的不成熟、产业互补性要转化成为现实、文化上的差异与隔阂、新兴民族内部国家建构急需的稳定，都会导致开放度有限，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但是，不论是贯通欧亚大陆经济区可能带来的机遇，还是出于当下地缘政治形势的战略考量，或者大宗商品资源与产能合作的需求，包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合作水平的宏伟构想，都使得走向大欧亚地区的合作成为必不可免的选择。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上合组织15年的合作经验，也有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积累，包括构建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更加包孕广阔的长远规划，因此，从长计议，谨慎构思，务实推进，有效落实，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欧亚地区的全新态势，一定可以在立足自主性、也充分运用国际合作机会的背景下，走出一片新天地来。